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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走私案例看“自动投案”的判断

时间:2018-11-08 21:35:14

  【题记:自首是司法实践中最主要的从轻、减轻情节之一。而走私犯罪中,由于案件特殊性,当事人归案情况与一些普通犯罪有较大区别,是否认定为自首,存在一定争议。本文从两个案例分析走私案件自首判断中“自动投案”的分析。下一篇笔者将从三个走私案例角度分析“如实供述”的司法认定。】

  【基本案情】

  案例一:徐晓文等9人走私相机案中。侦查人员已经确定相关当事人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打电话通知其到案接受调查。当事人随后前去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该案涉及9人,其中有四五个人是依上述方案归案。[(2014)浙甬刑一初字第004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二:缪章连及其公司走私纸尿裤案。侦查人员在已经掌握其公司低报价格走私嫌疑的情况下前往公司调查,从办公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货物真实单证。在未确定具体实施走私的人员的情况下,从办公现场带走缪章连等人进行调查。之后缪章连如实供述走私行为。侦查机关认为,在对相关人员进行一般性排查时,缪章连如实供述,系自首。[案例来源:(2013)浙甬刑一初字第128号刑事判决书]

  【案例评析】

  我们认为,案例一可以认定为自首,案例二不宜认定为自首。

  1.案例一的分析

  案例一之所以认定为自首,主要是考虑到以下这几点理由:

  第一,符合归案自动性。刑法规定自首为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其立法本意之一在于节约司法资源。司法机关可以以较小成本破案,并实际控制住当事人。案例一中,虽然侦查机关已掌握当事人相关犯罪线索,也电话通知到其本人,但尚未实际控制住当事人。电话通知虽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口头传唤,但当事人并非实际到案。当事人在接电话通知后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前去接受调查,要么不予理睬甚至逃亡。也就是说这种存在空间间隔的口头传唤有别于面对面当面口头传唤。在后一种情况下,当事人只有归案一种选择,只是归案的过程有一定区别:要么配合归案,要么因抗拒而被制服后归案。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归案的实际决定权在司法机关而非当事人。而在前一种情况,当事人是否归案,实际决定权在当事人而非司法机关,在存在空间间隔的情况下,其虽然通过电话得知自己被立案调查,但对于是否前去接受调查,其自己有决定权。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鼓励当事人前去接受调查,以节约司法成本。而这正是自首的立法本意之一。可见,这种行为能体现出当事人归案自动性。

  第二,从公平角度讲,这种情况也应当认定为自首。我们先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当事人在作案后,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其到案,事后当事人逃跑并且更换联系方式,侦查人员无法再次与其联系;而在逃亡的日子里,当事人幡然悔悟,决定前去投案并如实供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种典型的自首,完全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的两个要件。而与这种情况相比,案例一中,当事人悔罪程度肯定更高,其归案自动性也更高,司法机关也更加节约司法成本。二者相比较,对于归案自动性更低的行为尚且认定为自首,对于归案自动性更高的行为如果不认定为自首,肯定是不公平的。况且这两种情况的区别也是相对的,也只能取决于当事人一念之差。比如: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当天接到电话通知,口头答应到案配合调查,但内心真实意图却是逃跑,第二天当事人又反悔,决定前去配合调查;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在电话里拒绝配合调查,之后自己内心愧疚,决定当即前去投案。当天当事人就到相关机关接受调查。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到底有无实质性区别呢?我想很难作出区分。当事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他在尚未被实际控制的情况下,主动投案,就体现归案自动性。

  2.案例二的分析

  在案例二中,侦查机关在已经发现单位犯罪嫌疑,而且从单位办公现场查获大量证据,并实际控制公司相关人员。虽然具体走私实施人员没有确定,但这种情况下开展的调查,已经不是一般性调查,而是很有针对性地调查。既不符合典型的自动投案,也不符合特殊自动投案的条件,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在实践中绝大部分走私犯罪案中当事人都类似于这种情况归案,如果可以认定为自首,会导致“自首”适用的泛滥。

  当然,由于走私案件比较特殊,实践中普遍存在海关相关执法部门(包括缉私部门、缉查部门)在发现有走私可疑后,对相关单位进行执法调查、摸排,涉案单位主管人员主动交代走私犯罪事实并提供具体的证据材料,对案件侦查起到较大作用。在此情形下,关键在于判断执法部门在调查之前所掌握的可疑线索程度。如果只是通过一般性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涉案单位有可能存在低报价格等风险,由于执法部门没有掌握到涉嫌走私的实质性证据,在此情形下属于一般性调查。如果是基于具体人员的举报或者通过其它手段已经掌握涉嫌走私的指向性的证据,即使只是单方面,但只要能够与嫌疑人、嫌疑单位走私案情建立可靠的关联性,进而到涉案单位们展开调查,就属于有犯罪嫌疑而进行的调查。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形。